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纂 志
竹山最早的一部县志，写成于清代雍正年间（1723年—1735年）。作者是当时知县史求忠，他说：“志乘原本旧章，又旁采众说，裁为一代之书，而竹独无之。余寄居斯土，亦既有年，每一念及，代为心恧。于是远征文献，近询故旧，复出于经史百家，博嵇而约取之，以错综其旨而成一书。”竹山的第一部县志就是这样产生的。由于没有旧志可供参考，一切都从头做起，难免有不足之处，正象当时有人批评这部县志“规模草创，缺略不全”。可惜的是，这部县志在清代就散失了，没有流传下来。
时间推进到乾隆十六年(1746年)，知县常青岳主持修纂了第二部县志。他以史求忠的残本为依据，结合当时的情况，“广搜博采”，又召集县内“诸绅士相与嵇考”编纂而成。当时人说这部县志“其条分缕析，繁简得宜”。乾隆三十年(1765年)尹一升任竹山儒学教谕，将其修改润色，使之更为完善。
嘉庆九年(1804年)范拼谷来竹山视事，经过几年的努力，在常志的基础上，纂修县志成帙。这第三部县志质量较好，以至博得翰林院侍讲茹芬的赏识，为其作序推荐。
又过了五十多年，咸丰九年(1859年)周士桢任竹山知县，得知过去县志“版已荡然无存”，“即慨然以重修自任”，于是邀请“城乡绅耆数十辈，分任采访，互为校订”，着手编写新的县志，经过六七年的努力，于同治四年(1865年)写成。“凡增入新志，皆取于学士之赠言，国人之公论”，做到了“旁搜远绍各以类附，考核欲其详明，文辞归于古朴，记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钧其元。”
这以后，清政府日益腐败，内外交困，江河日下，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大约也就没有心思和力量来组织编写地方志了。周志也就成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近的—部县志了。
沿 革
竹出县地处鄂西北边陲，“联络州陕，控引江汉，据郧襄上游，为全楚藩屏。”西周时期，诸侯国比比皆是，竹山属古庸国，公元前十二世纪，庸国随同周武王伐纣灭商。
历史在跳跃式地前进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古文献上没有关于庸国的记载。直到春秋后期；我们才能在孔子编的《春秋》上看到古庸国的消息： “鲁文公十六年(公元前611年)楚灭庸”。《左传》注解这一句话说，晋文公十六年，楚国派大将卢戢黎率领士兵三午，攻打庸国，庸国不堪一击，被楚国所灭。从此古庸国不复存在，它成了楚国的属地。
楚怀王十七年(公元前312年)，秦国派兵与楚国军队战于丹阳(今河南丹江北岸)，楚军大败，秦杀死楚国士兵八万多人，占领汉中一带，于是古庸国的地盘又属秦国管辖了，公元前304年(楚怀王25年)，秦国为统一中国，采用“远交近攻”的策略，主动将这一带地方还给楚国。谁知到了楚顷襄王十九年(公元前280年)秦楚双方又动干戈，楚军败北，楚顷襄王将上庸汉北一带，再次割让给秦国。(以上均见《史记·楚世家》)；
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，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，为了加强统治，确立郡县制，把全国划分为卅六郡，在此置上庸县，属汉中郡；
西汉初年承袭秦制，上庸仍属汉中郡。汉武帝时在全国设置十三州，上庸属益州汉中郡。东汉末年，上庸升格为郡，下辖北巫，安乐、武陵、安富、微阳五县，仍属益州节制；
三国时，仍设上庸郡，属魏国的荆州管辖；
两晋承魏制，设上庸郡，属荆州管；
南北朝时，上庸郡太守管辖七县，除原来五县外，又增加了上庸县和吉阳县，不久将上庸县改为安城县，西魏时又改为竹山县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竹山县是古时上庸县的来历；
到了隋朝，把竹山县分为上庸，竹山两县，加上光迁、永清两县，隶属于房陵郡、郡治在房州(今房县)；
唐太宗时，将全国划分为十道，竹山县属江南道房陵郡；
到了宋代，房陵郡升格为保康军节度省，竹山县归其管辖；
元代，竹山县属奉元路襄阳府管辖；
明初，承袭元制，成化十二年(1476年)设立郧阳府，竹山县归其所统。同年，又将竹山西部另置一县，即竹溪县；
清代，因袭明制，道光二年(1822年)将竹山、竹溪、房县三县之南乡另置一县(似有误，今照录)。即今陕西省白河县；
民国以来承袭清制，没有变动。
县 名
竹山县名的来历，说法有二。—种说法是北朝西魏大将侯景，投降南朝的梁，不久又领兵反梁，攻陷台城(今江苏省南京市郊)，梁武帝在台城饿死，侯景又归附西魏，公元552年被杀，史称“侯景之乱”。此事发生以后，西魏进行整顿，对与南朝搭界的蜀楚—带加强统治，将上庸县改为安城县，反映出西魏统治者要保卫领土安全之意。后来南北朝对峙局面日趋和缓，西魏又将安城县改为竹山县。唐朝李吉甫在《元和郡县志》中说：“县邑之北百里，有黄竹山。昔时山多竹，其色皆黄，故西魏命邑名曰竹山。”
另一种说法是城西五里有一山，名为筑山。相传汉昭帝(公元前86年——前81年)曾派将屯兵筑口，即是此地。此山四周，各有—眼泉水，一年四季泉水不断，此水清冽，烹茶酿酒，别具风味。数百年后，泉水干涸，筑山之名亦渐渐被人们淡忘，“竹” “筑”两字谐音，于是，筑山就被称为“竹山”了。民间传说此山有两根水桶一般粗的百年老竹，因此，改“筑山”为“竹山”的说法似乎就更有道理。但是，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资料，却没有这方面的记载。
这两种说法哪一种对？李吉甫的《元和郡县志》，是我国古代一部内容较充实、成书较早的地理著作，这部书将唐代十道所属的府、州、县的历史、疆界、山川等等都作了详细记载，千余年来，全国以至州、府、县、村镇的地方志，都按照它的体例、规格来编写，是公认的权威著作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似乎应该认为李著中对竹山名称来由的解释是正确的。但是，我们见到的县志中没有黄竹山的记载，目前北乡一带人民中也没有关于黄竹山这个小地名的说法，同时李吉甫是唐代著名学者，身居长安(今陕西西安)，以当时的交通工具和科学水平而论，他没有可能在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调查，对所掌握的材料一一核实。因此，不能排除以讹传讹的可能。至于“竹山”即“筑山”一说，民间至今仍认定城西五里确有竹山。可惜的是史书上没有这方面的记载，所以只好认为此说似是而非。
由于资料的匮乏，目前，我们还无法有把握地肯定这两种说法，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，只好存疑，把这两种说法交一并介绍给读者，请自行判断。同时也希望对此有兴趣者进一步研究，以期得出正确的结论。
至于竹山的疆域，历代均有变迁，限于资料，我们无法对这些变动作具体的说明。这里我们只能根据县志的记载，介绍清代竹d1县的范围。县城东六十里抵界山，与房县接壤；南四百八十里抵界岭，与四川夔府大宁县官山相交，西一百廿里抵草鞋垭，与竹溪县县河铺为界，北一百八十里，与陕西白河县顺水寺界，又一百四十里抵左吉关，与郧县简池为界。东西广一百八十里，南北袤六百六十里。当时县城至郧阳府陆路三百六十里，水路五百廿里，至省城陆路一千五百六十里，水路二千三百廿里。这样看来，现在竹山县的范围，大体上是清代同治年间(1862年——1874年)确定下来的。
县 治
竹山县城最早建于何时，已不可考。目前的县城是明代成化三年(1467年)由知县杨春主持修建的。当时是土城，范围不大，绕城二周，只有一千八百步(约三里)，城高—丈二尺。成化十四年(1478年)进行扩建，城周达三千步(约五里)，随后又有小的修建。明末李自成、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鄂西北活动，崇祯七年(1632年)知县毛一骏谎报军情，把县城夷为平地后逃走。
清初，县城没有修复，“履任者犹驻郡城，或栖乡寨”。嘉庆二年(1797年)开始县城复修工程，“砌砖成门，叠石成墙”，数年后竣工，城高一丈七尺五寸，城四周七百廿五丈，城垛八百廿五个，较旧城大而高，大体上奠定了解放前旧城的规模。
县署设置的主要官员。知县是主管一县的最高长官，手下有钱谷、承差、稿案、经承等官吏，分别办理各种行政事务，教谕是一县的学官，主管文庙祭祀，教育所属生员，训导是协助教谕教育所属生员的学官，巡检是一县的武官，掌管军队，以镇压人民的反抗为专职，典史为知县下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，如无知县则典史兼领知县的职责。知县年俸最高，据县志记载，同治四年(1865年)知县的年俸是白银四十五两。这笔钱究竟有多大的价值，生活在今天的读者，大都不甚了然，我们只好用物价来比较说明。当时白银一两值一千钱，稻谷一石值五、六百钱，白银一两可购买稻谷近两石。马夫的年俸最低，每年只有六两白银，叫工食钱。
竹山县古时有多少人口?清代以前没有准确数字，清代以后实行“摊丁入亩”的赋税制度，各地每年要将人口数报户部备案，以便征收地丁银。为了说明竹山县人口增长的情况，我们挑选三年上报人口数，排列如下：
年 代 人口数 备 注
乾隆卅七年(1772年) 171783人 包括流民（下同）
嘉庆九年(1804年) 184218人
咸丰八年(1858年) 302107人
山 川
竹山境内，山岭起伏，河川纵横，正如古书上所说“竹邑万山盘亘，水流交错”，虽无名山大川，然也各有其名。限于篇幅，我们只能择其荤荤大端者予以简略介绍。
霍山，县城东四里，又名莲峰，上有白莲池，有泉水三眼注入其中。据说白莲池深不可测，投以石块，则砰然有声，堕物其中，日久从将军滩流出；
鸡公岭，城东南八里，前仰后俯，如鸡形；
梯子岩，城南卅里，中有黑石一大块，光莹如镜，可以照人须眉；
鱼氅山，城南一百四十里，又名鱼鼍峡，一山兀起，万仞璧立，山下有石洞，夏日清朗，常有鱼从洞中涌出；
白马山，城西南卅里，其状宛如奔驰之骏马，相传三国时蜀国大将孟达降魏，曾登此山；
佛爷匾，城西五里，旁有一洞，内有佛象。以前这里山岩陡险，影响溪房川陕间的交通，嘉庆年间知县范拼谷，倡率士民，修成大道；
十转山，城西廿里，山交路险，从山脚盘旋十多次始达山巅，因取名十转山；
燕子山，城西五十五里，山上有小池，过去多种植红莲《方舆纪要》中说：“(此)两山相连，势若飞燕”；
女娲山，城西八十里，相传为女娲氏炼石补天处。但《唐书·地理志》、《舆地纪胜》等书，均认为这种说法不对。这两部书说，女娲山在陕西省平利县境内，而《康熙字典》的注释却说，女娲山在湖北省竹山县西。女娲补天本属神话，后人牵强附会硬说某地某山是女娲氏炼石补天处，因而出现了两座女娲山。现把两种说法，姑且一并存录。
宝丰山，城西九十里，又名宝峰山；
交龙观，城西一百四十里，因其两山相交，有如两龙相戏，故有交龙观之美名；
圣母山，城西一百六十里，上有圣母庙，夏日山顶云雾缭绕，传说山上有废井四十八处；
擂鼓台，城西一百廿里，相传宋代杨六郎驻兵于此筑台观敌虚实，夜间悬羊擂鼓，象将士要出征的样子，使敌兵不敢进犯；
龙背山，城北—里，过去衙门坐北朝南，故称龙背山；
停舟山，城北一百里，山下有茅塔寺；
沧浪山，城北一百三十里，山上有一块巨石如船舱形，上有三棵大树，它的枝叶均朝着武当山；
左吉关，城北一百四十里，与邻县接界，因而设关。
有山必有水，山水常相连。竹山地区流量最大的河，当推堵河，在境内流向不一，最后在堵口注入汉江，滔滔向东南流去。
堵河的发源处清代学者黄子道，魏琪认为有二：一是官渡河，此河源头在竹山与房县交界处，半山有出水孔，经顺水坪、构园河、洪坪到白河口，与公祖河相交，过查峪河、卜吉岭至鱼蓖峡，受粱家河、百里河到官渡、下受铁峪河至两河口，与竹溪河相会，一是竹溪河，此河源头在陕西省平利县白土关，流经竹溪县城，下至县河铺，文峪河、大西河、石底河、尖山河、柿河等先后流入，到两河口与官渡河相会。官渡河与竹溪河合流，同为堵河，到德化里(今田家坝)。
清代学者关于堵河两个发源处的结论，为古籍所证实。《明史·地理志》称：“堵水源出陕西省平利县界，东注入汉水”，古代地理学的经典著作——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说：“始言堵水，终言堵口，故总谓之堵河，即今官渡河也”。
堵河有六条支流。苦桃河，发源于圣母山，由谭家河、杨家河到宝丰，向东经麻家渡、东川，会溢水，在德化里流入堵河；
大生河，又名深河，发源于房县西紫竹，经上龛，在德化里注入堵河；
霍河，发源于房县羊肠河，由门古寺、秦口，经两道河、中沟，在县城前注入堵河；
北星河，发源于圣母山，刘家河、水坪河，琅峪河先后注入，在撬厂流入堵河；
钦峪河，发源于沧浪山，流经塔院寺、汪家庙，与当峪河汇合，流入堵河；
对峙河，发源于沧浪山，流经放马沟、家竹园、东沟、鹰嘴石等处，流入堵河。
竹山境内，还有许多小的河川溪流，这些细流，水量不等，流向各异，但都先后在不同的地方，流入堵河及其支流，我们就不在此一一赘述了。
景 致
竹山县在春秋上庸国的旧址，可谓历史悠久，千百年来理应有许多古迹，供后人凭吊、景仰。县志中有一卷，专门介绍古迹，所列古迹十多处，大多冠之以“相传”、“据传”字样，以至县志编纂者也说这些古迹是“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”。今天我们当然更不应该穿凿附会或凭空捏造，把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打扮成历史的真迹，誉为“古迹”来欺骗读者了。
历来地方志里都有专门的篇幅叙述本地的风景名胜。在《竹山县志》里也记有十二景。这些景致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，不过尔尔，然而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却是“奇山曲水，佳丽天成”，所以也不妨略加介绍：
“霍岭春云”，春天来到了霍山，林色青翠，兰天之下，几朵白云象游丝那样在山顶飘荡；
“筑江秋涨”，连绵不断的秋雨，使河水渐涨，河水是那样的清澈明丽，惹人喜爱，诗人说“犹胜吴江八月潮”；
“军滩烟雨”，蒙蒙细雨，轻轻飘洒在将军滩里，水面升起薄薄的轻雾，象缕缕炊烟由水里冉冉升起；
“石桥夜月”，城西五里有寡妇桥，在静静的月夜里，清新沉寂，使人悠然意远，别有一番情趣；
“北星悬岩”，城北五十余里有关门岩，有涛曰：“一岩突起自玲珑，秀色光屯日月宫，便脱衣衫登绝山，献天石骨冷秋风”；
“泰山晓日”，太阳从东方升起，朝霞布满大地，泰山坡下塔院寺，红墙碧瓦更添色彩；
“阴岩清泉”，鹰岩洞里泉水淙淙，潺潺细流蜿蜒而下，给人以山清水秀之感；
“虎岩藤花”，仲春肘节，葛藤爬满了佛爷匾，朵朵藤花竞相怒放；
“石洞仙踪”，石门洞相传是神仙居住的地方，洞里别有一番天地，有诗曰：“洞天此去属仙家，缥渺仙踪几岁华，山上逢人还不见，东风干树碧桃花”；
“大梵晨钟”，清早大梵寺的钟声冲破晨雾悄然响起，“梦醒独院犹残月，敲冷天下旅客心”；
“瓜坝孤舟”，一叶扁舟在西瓜坝河面上荡漾，“渺渺春江恨何若，青枫极目水增波，轻舟只逐江流去，花落猿啼路正多”；
“南楼晚眺”，夕阳西下，登上奎星楼，眺望远山，俯看近水，别有一番诗情画意。
在另一部县志里，还有“八景”之说，与此大同小异，就勿需浪费笔墨，耽误读者诸君的宝贵时间了。
